现在是2026年。
距离2030年——曾被寄予“可持续转型”厚望的关键节点——只剩下四年时间。然而，气候目标正被悄然错过、推迟，甚至被放弃，而且往往没有任何后果。
“绿色沉默”（greenhushing）正在上升。目标被一再延后。监管不确定性正在重塑企业的沟通方式。
各国政府仍在承诺雄心壮志。
企业仍在报告进展。
而地球，仍在持续升温。
在亚洲，这种脱节正变得愈发难以忽视。这不再只是道德或政策层面的失败——而是一种战略性的商业风险。
从破纪录的热浪到严重的洪灾，气候影响已经在扰乱供应链、劳动生产率、保险模型以及基础设施规划。然而，曾被视为连接经济增长与地球承载极限桥梁的可持续发展行业，正逐渐显现出疲态。
当可持续发展变成“报告工作”
数据反映出一个承压的系统。
2025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报告称，企业在可持续发展目标透明度方面已连续三年下降。Green Impact Gap 调查显示，企业越来越倾向于推迟目标发布，延后一至两年已成为常态。
Globescan 2025年的调查显示，93%的可持续发展专家认为当前模式已不再适用，原因在于进展缓慢且缺乏可衡量的影响。只有6%的人认为渐进式调整仍然足够。
面对这一局面，许多企业没有选择加快行动，而是选择沉默。
2024年，South Pole 的一项调查发现，十分之四的企业因监管不确定性和标准变化而难以对外沟通其可持续发展工作。结果便是“绿色沉默”的兴起——企业有意减少公开承诺，以避免审查或声誉风险。
同年，《华尔街日报》甚至建议企业减少谈论ESG，转而使用诸如“负责任经营”等更模糊的表述。
可持续发展，正越来越变成一种语言游戏——措辞谨慎、法律导向，却在战略上空洞乏力。
当“可信度”成为真正的风险
对于亚洲企业而言，这种退缩并非中性的选择，而是带来现实后果。
投资者信心依赖可信的信息披露。
消费者信任依赖清晰透明。
企业战略依赖对监管的前瞻性判断。
当可持续发展变得谨慎而不透明，它就不再是价值驱动因素——反而成为声誉与运营风险。
新加坡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案例。
2023年，一起罕见的“漂绿”（greenwashing）投诉中，新加坡广告标准局裁定 PRISM+ 空调广告具有误导性——在一个高度自律的市场中，这一决定尤为少见。此后，新加坡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收紧指引，要求可持续发展相关声明必须准确、有依据且具有实际意义。
结果并不是更雄心勃勃的承诺，而是更低调的表达。
各行业企业正在弱化表述、降低可见度，并从大胆目标中退却
当系统失效，风险下沉至现实
其影响不仅限于沟通层面。
在菲律宾，根据 International View Points 的数据，尽管2021年至2025年间约投入1.9万亿比索用于防洪项目，但调查显示，每年约有7000亿至1.4万亿比索因效率低下、不透明的资金结构及治理缺口而流失。
对于在易涝地区运营的企业而言，这直接转化为风险：
基础设施失效、项目延误、运营成本上升，以及社会许可的削弱。
印度则呈现出不同但同样复杂的挑战。
根据《Times of India》，作为全球第六大排放国（占全球排放7.4%），印度面临艰难的平衡。一方面，可再生能源已占装机容量的47.4%；另一方面，过去十年煤炭产量增长了58%，仍占排放的70%以上。
印度已设定雄心勃勃的国家目标——包括500GW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和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然而，转型负担分布不均，92%的中小企业将成本视为主要障碍。
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印度经济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约三分之一的GDP来自依赖自然的产业。气候影响已在影响供应稳定性、劳动生产率以及长期需求。
预计到2100年，印度国民收入可能损失6.4%至超过10%，并可能新增5000万人陷入贫困。
在这样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不再是理论问题，而是运营问题。
那么，真正的行动从何而来？
这引出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是否已经从推动转型，转变为管理声誉风险的工具？
当制度体系自身运转艰难时，有意义的气候行动应落于何处？
更重要的是：
当自上而下的系统失效时，行动的主体是谁？
我们正在见证的，不只是政策或报告的失败——更是问责机制的失效。
没有后果的目标毫无意义。
没有参与的承诺更是空洞。
如果作为制度工程的可持续发展正在失灵，那么重心必须转移——从董事会与全球峰会，转向社区、文化与公民。
亚洲正在发生的转变
这种转变已经在发生。
2024年，新加坡国际基金会通过 Climate Hack 项目召集区域参与者，由社区开发本地化解决方案——从洪水地图平台到社区能源模型。
同年，新加坡推出 AlterCOP，一个由公民主导的平台，在正式COP框架之外提供对话、教育与批判空间。其延续至2025年，表明公众对更具参与性和可及性的气候行动需求正在上升。
对于企业而言，这不是边缘趋势。
这是一个信号。
从ESG传播到共创
对于企业领导者而言，这种自下而上的动力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ESG专家、NewInAsia Top Voice Sreelakshmi Menon 指出：“当企业与基层共同创造解决方案，而不是自上而下施加时，基层创新才能真正产生影响。”
可持续发展无法仅靠传播实现，它需要工具、激励机制以及共同的责任。
公民主导的倡议，往往提供了传统框架所缺乏的价值：
● 对本地风险的早期洞察
● 对新兴消费者需求的理解
● 来自现实场景的适应策略
通过以合作者、资助者或试点伙伴的身份参与，企业可以：
● 加强社会许可
● 重建公众信任
● 降低气候风险带来的运营不确定性
● 获取有助于打造更具韧性产品与供应链的市场洞察
结语：在“后ESG时代”重塑行动力
这，正是“重拾行动力”的实际意义。
这不再是等待更完善目标或更精致报告的问题，而是关于参与、实验与共同责任。
传统的可持续发展语言——净零时间表、遥远目标、渐进式改进——已无法匹配当前的紧迫性。
随着气候影响加剧，人们对制度的信任持续下降。
当下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好的承诺，而是更深层的参与。
亚洲的优势始终在于其社区——适应性强、富有创业精神且高度互联。
如果可持续发展模式正因自身矛盾而承压，那么前进的路径或许不是修补，而是重新思考行动的起点。
问题不再是“可持续发展是否能拯救我们”。
而是——企业、社区与公民，是否准备好在无需等待许可的情况下，立即行动。
编辑注：
本文由 NewInAsia 编辑研究员 Marla Lise（全球教育者、《The Eco Chapter》创始人）撰写。
她在文中探讨了可持续发展领域日益扩大的公信力缺口，并指出，当制度框架失效时，亚洲的气候行动正转向以社区参与和企业共创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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