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经常将自己定位为可持续发展的先行者：这是一个面积不大但经济富裕的城市国家，拥有强大的监管能力、高效的治理体系，以及公众对政策较高的配合度。如果有哪个国家能够证明，如何在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同时真正减少塑料废弃物，新加坡似乎理应是其中之一。
然而，新加坡的塑料体系呈现出更复杂的现实——这里并不缺乏技术能力和创业创新，但如何将循环经济解决方案扩大至规模化应用，依然是一项持续存在的挑战。
从塑料袋收取5新分费用，到饮料容器征收10新分押金，这些措施引出了一个更广泛的战略问题：目前的干预政策，主要目的是减少塑料消费，还是在现有消费模式不变的情况下，更有效地管理塑料使用？
理解这一区别至关重要，因为它指向了循环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从改变消费者行为的政策引导，进一步迈向基础设施和市场体系的建设，从根本上重塑材料的生产、使用和回收方式。
亮点
当改变消费者行为还不够
2023年，新加坡开始要求主要超市对一次性塑料袋收费，并将这一政策定位为一种行为引导措施，鼓励消费者自备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
初步数据显示，这项计划带来了可观收入，但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量仍然相当庞大。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NEA）的数据，该计划实施后的前六个月，超市收取的塑料袋费用超过300万新元；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600万新元。同年，新加坡仍发放了约1.29亿个一次性塑料袋。
仅 NTUC FairPrice Group 一家公司，2024年就通过塑料袋收费获得341万新元。
虽然部分收入被用于支持环保和社区项目，但有报道称，其中一部分也被用于抵消企业执行该计划产生的运营成本。这进一步引发了一个更广泛的讨论：推动可持续发展所产生的成本，应如何在消费者、企业和政策制定者之间进行分配？
类似的讨论也延伸到了新加坡即将实施的饮料容器退还计划（Beverage Container Return Scheme，BCRS）。该计划最早于2020年公布，在经历实施延期后，预计于2026年4月正式启动。
押金退还制度被广泛认为是提高饮料容器回收率的有效机制。按照新加坡的制度，消费者购买每个饮料容器时需要支付10新分押金，并可在指定回收点归还容器后取回押金。
然而，该计划的实施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消费者可通过反向自动售货机归还饮料容器并领取押金，而每台机器的成本根据技术功能不同，可从1万新元到超过10万新元不等。预计初期将部署约1,000台机器，并在第一年内扩大至2,000台。
新加坡还与 Coca-Cola 合作推进这一计划，而环保组织也将这家饮料公司列为全球塑料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一项被引用的预测估计，到2030年，其产品每年可能产生6.02亿公斤最终流入海洋及水道的塑料废弃物。
这些计划既展现了循环体系的潜力，也凸显了其复杂性。它们需要制造商、零售商、物流运营商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协调，同时还必须依赖消费者持续参与。
塑料被扔进回收箱之后，会发生什么？
回收通常被视为新加坡塑料治理战略的核心。然而，目前整个体系的实际表现，也暴露出了结构性限制。
新加坡国内的塑料回收能力有限。2024年，新加坡的塑料回收率据报仅约为5%——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塑料废弃物仍然会被焚烧，焚烧后留下的灰烬则被运往实马高垃圾埋置场（Semakau Landfill）。
部分塑料废弃物也会出口至海外进行回收处理，而这些地区的处理条件及其最终环境影响往往更难核实。
这些数字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全球性难题：现代塑料生产的扩张速度，已经超过了回收体系能够实际处理的能力。许多塑料难以分类，可能受到食物残渣污染，或由多种聚合物混合制成，从而增加了回收难度。
因此，即使是效率很高的废弃物管理体系，如果缺乏对加工基础设施和材料重新设计的大规模投资，也很难真正实现资源闭环。
对新加坡而言，废弃物产生量与回收处理能力之间的差距既是一项挑战，也可能成为一个经济机遇。
正如 Skilledin Green 创始人 Natasha Syed 此前接受 NewInAsia 采访时所说：“与其继续加码那些已经证明行不通的方法，我们决定退一步，问问自己：如果我们尝试一些不同的方法，会怎么样？”
在新加坡的循环经济领域，一些年轻创新者正在做的，正是这样的尝试。
新的答案正在从哪里出现？
新加坡在塑料循环利用领域一些最具雄心的实验，并非来自大型政策项目，而是正在创业生态系统和研究机构中涌现。
这些项目正在探索如何推动回收本地化、开发新的材料应用，以及建立去中心化的循环体系。
如果能够成功实现规模化，它们或许可以成为新一代循环经济企业发展的基础。
PlasticTinkers：让资源循环更贴近本地
PlasticTinkers 是一家在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生态系统内孵化的初创企业，它让人们看到本地化回收模式如何在城市环境中运作。
PlasticTinkers 并没有将 PET 塑料瓶出口到海外回收，而是在本地完成塑料的收集、加工和再制造。该公司将废弃塑料瓶转化为专门用于3D打印的线材。
这些材料已经被用于公共艺术装置，其中包括新加坡最大的完全由回收塑料瓶制成的3D打印雕塑，同时也被应用于设计产品和消费类收藏品。
除了产品创新，PlasticTinkers 也在努力培养本地技术能力。
通过工作坊和教育项目，这家初创企业将可持续发展教育与实际动手制造相结合。
团队还在开发紧凑型回收机器，未来可部署于学校、创客空间和工作场所——这可能让塑料废弃物能够在距离产生地点更近的地方得到处理。
这种去中心化模式可能有助于解决新加坡面临的一项重大结构性限制：现有回收基础设施的处理能力有限。
Magorium：为塑料废弃物寻找另一条“路”
另一个正在崭露头角的案例是 Magorium，这是一家源自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孵化器的初创企业。
Magorium 开发了一项技术，可以将塑料废弃物转化为道路建设所使用的添加材料。由此产生的颗粒可混入沥青混合物中，在提高耐用性的同时，让部分塑料废弃物免于被焚烧处理。
虽然这项技术仍处于试点测试和监管审查阶段，但这一概念展示了如何将废弃材料融入长期基础设施项目。
如果能够实现大规模应用，这类方法可能为消费后塑料创造稳定需求，同时降低建筑领域对原生材料的依赖。
基础设施应用尤其具有潜力，因为它能够吸收大量材料——而这正是传统回收市场经常难以做到的事情。
Plastify：从基层重新思考循环经济
并非所有循环创新都发生在工业规模层面。
Plastify 是一个于2021年在新加坡成立、由社区推动的塑料创客空间，代表了一种从基层推动材料循环利用的方法。
该组织从家庭、海滩清理活动以及企业合作伙伴处收集 HDPE 和聚丙烯废弃物。这些材料会在本地完成分类和加工，之后被制作成珠宝、杯垫和家具板材等产品。
同样重要的是 Plastify 所承担的教育使命。通过工作坊和学校项目，参与者可以了解塑料回收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从材料分类和清洁，到操作小型加工设备。
通过这种方式，Plastify 帮助缩小公众环保意识与对材料实际认知之间的差距。
亚洲循环经济转型中的新加坡机遇
新加坡解决塑料废弃物问题的努力，正在与亚洲更广泛的循环经济发展同步进行。
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地区已经建立了高效的收集和回收体系。与此同时，多个东南亚国家也正在尝试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和新的塑料回收技术，以应对迅速增长的废弃物流。
对新加坡而言，这些区域发展既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标准，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凭借先进的研究机构、强大的物流网络和金融生态系统，这个城市国家具备成为亚洲循环材料创新中心的有利条件。
但能否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将取决于这些具有潜力的技术能否走出试点和单独项目阶段，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行的市场和基础设施。
要走出试点阶段，还需要什么？
新加坡的塑料治理现状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这个国家并不缺乏技术专长、创业人才或研究能力。
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将有潜力的创新转化为能够规模化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具备商业可行性的市场。
建立一个强健的循环经济体系，不仅需要投资回收技术，也需要对收集系统、材料加工设施、采购框架以及产业合作伙伴关系进行投入。
对于投资者、基础设施开发商和政策制定者而言，这意味着一个重要机遇。
随着循环经济项目在亚洲不断扩展，新加坡有潜力从单纯的废弃物管理进一步迈向更加整合的材料经济——在这样的体系中，塑料从设计、回收到再利用，都被视为具有价值的资源，而不是使用一次后便被丢弃的废弃物。
从长远来看，循环体系能否保持竞争力，最终不仅取决于消费者行为，更取决于基础设施、投资和创新能否有效协同，从而真正实现资源闭环。
编者按：
本文由 NewInAsia 编辑研究员 Marla Lise 投稿，她是一名全球教育工作者，也是 The Eco Chapter 的创始人。
在本文中，她从政策、基础设施以及新兴循环创新的角度探讨新加坡面临的塑料废弃物挑战，并提出一个关键问题：要让这些充满潜力的解决方案走出实验阶段，真正实现具有实际影响力的规模化发展，还需要哪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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