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新兴经济体都沿着一条直线通往成功之路。有些国家的崛起，离不开那些在幕后安静却果断地推动政策、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并引导国家战略的领导者。
其中之一便是 Richard McClellan —— 一位经验丰富的政策顾问与战略家，过去十年一直活跃在东南亚政府改革、国际投资与经济转型的交汇点上。
他曾领导 Tony Blair Institute for Global Change 在越南的办公室，并创立了 RMAC Advisory，通过这一平台持续为政府、多边机构及私人投资者提供高影响力的增长战略支持。
在本次专访中，McClellan 分享了他对越南最关键改革的观察、其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雄心，以及顾问在政策与私人投资中不断演变的角色。这些洞察不仅适用于越南，也对任何寻求可持续、高质量增长的新兴市场具有参考价值。
推动越南迈向下一次经济飞跃
问： 您创立了 Tony Blair Institute 在越南的办公室，并参与了多项高影响力改革。在您看来，未来五年内哪些政策转变将最有可能重新定义越南的竞争力？
答： 过去几年，越南已经为我认为的“转型时期”奠定了基础。其中一个最关键的转变是从单纯追求投资与增长的“数量”，转向强调“质量”。随着 Resolution 68 的出台，我们看到越南在吸引外资（FDI）上的理念正在现代化，更加重视技术升级、与本土企业的深度连接、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竞争力。
另一个重大变化出现在金融市场。越南首次将金融发展视为国家增长的支柱，而不再是附属功能。胡志明市与岘港的国际金融中心（IFC）建设计划，加上资本市场监管改革，表明了越南对金融业进化的更深承诺。
最后，是对制度架构的重新思考。从合并省份、公共服务数字化，到尝试“沙盒”式监管，越南正在挑战其行政传统。这是一次大胆尝试——如果执行得当，将释放新的生产力与政策执行力。
私人战略顾问角色的演变
问： 您曾在 McKinsey、TBI 以及现在的 RMAC Advisory 工作。您认为私人战略顾问在推动政府主导的数字化转型与外资战略中，角色正如何变化？
答： 我一直认为，顾问的职责不应仅仅是提供技术性见解，而是应充当战略加速器，帮助政府克服制度惰性、协调分散的生态体系。
在 McKinsey 时，我的工作多是结构化与分析复杂数据；在 TBI 时，则更偏向促成公私对话、推动卡住的改革。在 RMAC Advisory，我延续了与政策制定者和私人投资者紧密合作的方式。
如今，我看到政府对外部视角的需求越来越大，但必须结合强烈的本地化理解。最有效的顾问往往能同时理解政府流程与投资者思维，既掌握行业细节，又能跨部门协调。
这在数字化转型与外资引入中尤为明显，因为两者正日益相辅相成。投资者希望进入数字化准备充分、基础设施智能化、法规透明且机构运作速度匹配资本流动的经济体。顾问的任务不仅是设计这一对接界面，更要确保在执行层面落地。
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问： 越南希望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要实现这一愿景，还需要哪些结构性与监管方面的重大转变？是否有可借鉴的其他新兴市场经验？
答： 越南已经迈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一步，尤其是最近国会通过了为 IFC 发展提供特殊机制的决议。但我们仍处于早期阶段。
当前的核心任务在于监管与制度建设。越南需要建立可信、独立的机构，以全球标准治理金融体系——涵盖从证券法、金融法院，到反洗钱/反恐融资（AML/CFT）执行和数据治理。这不仅是修改几项法规，而是要打造一个能够经受审查、应对变化并向全球市场传递信任信号的监管生态系统。
同时，还需深化资本市场——拓展产品种类与深度、增加流动性与投资者多样性。目前，过多资本集中在银行体系与短期工具上，这不足以支撑 IFC 的愿景。
迪拜的 DIFC、马来西亚的 Labuan、哈萨克斯坦的 Astana 都提供了经验，尽管都不是完美的模板。越南有机会设计自己的模式，将绿色金融、数字资产与区域互联纳入其中。但关键是要跟上全球而不仅仅是区域的步伐。
在东南亚快速变化的环境中取胜
问： 在您为多边机构、政府与投资者提供建议的经验中，成功的政策或投资战略在东南亚这种快速且常有不确定性的环境下，有哪些核心特质？
答： 有三点尤为重要：适应力、合作性和长期视野。
首先是适应力。僵化的五年计划在当今东南亚已不适用，必须具备快速应对全球冲击、政治变化或新兴技术的能力。
其次是合作性。过去“政府制定政策、企业做生意”的模式已经过时。最好的战略是共创的。那些在早期设计阶段就引入私营部门的政府，比单纯在后期征求意见的，更容易把执行做好。
最后是长期视野。追求短期成果或迎合政治周期虽易，但绿色转型、数字基础设施、资本市场发展等最大机遇都需要耐心资本、稳定规则与持续政策。
令人鼓舞的是，越南正展现出更多尝试、迭代与投资于制度建设的意愿，而不仅仅是投资项目。这让我保持乐观。
平衡长期改革与短期回报
问： 在新兴经济体中，经济改革往往是长期性的，而私营部门则渴望短期回报。您如何平衡两者，尤其是在政策推进节奏可能波动的环境中？
答： 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张力。公共部门着眼长远——打造有利环境、提升技能、调整增长模式；企业则关注当下——需要可预测的时间表、明确信号和快速反馈机制。
一个有效的方法是我称之为“阶段性信誉”（phased credibility）。政府不必一次性完成所有任务，但必须展现清晰路线，并在早期实现一些能够建立信任的里程碑。例如，越南在启动半导体战略时，虽未敲定所有细节，但通过投资新实验室、签署谅解备忘录（MOU）、举办投资者圆桌会议，展现了承诺，从而积累了势能。
反过来，私营部门也需要重新审视短期主义。在新兴市场，先行者往往承担更高成本，但他们也能塑造格局。早期参与、推动政策、建设生态系统，有时比等待优惠政策更有价值。
最终，这取决于双方的共同承诺。政府必须保持对反馈与迭代的开放态度，企业则要投资于韧性与长期定位，而不仅仅是利润。
可借鉴的启示：Richard McClellan 对领导者的建议
Richard McClellan 的职业生涯横跨政策、投资与执行，让他在东南亚充满活力的经济环境中拥有独特视角。他的洞察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兼具对制度改革的清醒认知与对投资者参与和市场建设的务实方法。
对政策制定者、投资者与企业家来说，他的核心信息很明确：持续增长源于适应力、战略合作与耐心。未来之路不是在政府改革与私营部门活力之间二选一，而是要让两者协同，实现共同成功。
McClellan 为越南制定的蓝图，同样为其他新兴市场提供了借鉴：及早建立信任、持续兑现承诺、营造政策与资本共同繁荣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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